马陵之战后魏国实力何以迅速荒芜

　　这两个贤君是魏文侯魏斯和魏武侯魏击父子，相比其他国家的权力斗争和混乱，这两位国君都表现出了罕见的优秀摆姿态，在内部发展和外部扩张方面奠定了魏国强大的基础。

　　这三个改革是指魏国率先进行的变革，其中包括：废除家族世袭制度并奖励战功，在李悝的《法经》的带领下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在经济方面实行新的税收政策，保护农民和鼓励生产；吸引和培养人才，河西学派的繁荣为其他国家树立了人才培养模板，魏武侯也被公认为新型的军队培养的典范。

　　经过两代人的不懈努力，战国初期的魏国实现了国富兵强，甚至能以强有力的力量压制秦国。

　　两位贤主分别是魏文侯魏斯和魏武侯魏击父子，他们是罕见的优秀君主，相對于其他國家的混亂和权力斗争，他們在國內發展和對外擴張方面都奠定了魏国强大的基礎。

　　三个重大变革是指魏国率先进行的变化，包括废除家族世袭制和奖励战功，李悝的《法经》开创时代之先河；在经济上实行新的税收政策，保护农民和鼓励生产；吸引和培养人才，河西学派的繁荣为其他国家树立了人才培养模板，魏武侯也被公认为新型的军队培训的典范。

　　在两代人的不懈努力下，战国初期的魏国变得国富兵强，甚至有能力以强有力的力量压制秦国，甚至打敗了齊國和楚國。即使在魏武侯死后，当魏国爆发了夺储之争时，魏惠王的前期仍然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公元前356年，被称为“鲁、卫、宋、郑之君，皆朝于魏。甚至在桂陵之戰落敗后，魏惠王仍能“乘夏车，称夏王，朝天子，天下皆从”。

　　但是，有时候是盛极必衰。当时的魏国危机重重，其原因可以总结为“先天不足的地缘、后天失策的战略布局”。 魏国的最大缺陷在于它的地理位置：位于中原核心，被秦、楚、齐、赵包围，是一个典型的四战之国。对于四战之国的对外战略，《商君书·兵守》有段经典论述：“四战之国贵守战，负海之国贵攻战。”

　　在魏文侯、武侯时期，魏国的对外攻势集中在对西线的秦国上。收复河西之地后，设立西河郡，并有传奇军事家镇守，以保持强悍的高压态势。这是魏国占据中原第一强者的战略性举措，也是秦国“至暗时期”。而后来的秦孝公也愤怒地抱怨：“三晋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当时魏国的战略大体是与赵韩团结，压制齐楚。

　　如果魏国保持以西线为扩张重点，在山东打拉结合，保持稳定，以其强大的国力可能就不会有秦国什么事了。但是，随后魏国却走了另一条路。

　　首先，由于魏武侯的猜忌，吴起投奔楚国，楚国的实力急剧增长，其扩张也更加狂猛。同时，励精图治的秦献公也竭力向东出击，在与三晋的战争中胜败参半。而魏国却放弃了对西线的发展，向东扩张，试图与楚国抗衡，在此过程中造成了实质性的损失。

　　西线问题悬而未决，而后，魏武侯去世，魏国陷入内讧。魏惠王不知是因为报复前来趁火打劫的赵、韩，还是出于其他想法，无视西线的危机，相反，将扩张重点放在了东方。

　　然而，魏惠王自己也被誉为一位杰出的君主，经过几年的努力，魏国迅速走出内讧阴影，并进一步奠定了中原战国大国的地位。

　　在公元前354年，魏国调集重兵进攻赵国都城邯郸，历经一年成功攻破。一个万乘之国能够击败另一个万乘之国，这是自战国以来最为辉煌的战功，魏国的绝对实力高人一等，无愧于琳琅满目的荣耀。但是，这也让魏国成为了众矢之的，面临着各个方向的打击。

　　正当魏军攻下邯郸的同时，秦军趁机占领少梁，斩杀魏军七千人。此后，楚将景舍和齐将田忌纷纷从南、东两个方向前来援救赵国。然后是“围魏救赵”，魏军在桂陵大败。

　　即使如此，魏国的实力仍然没有遭受到致命性的打击，其战略地位仍旧居高不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魏国的地缘劣势和失策的战略布局，最终导致了它的衰落。直到公元前252年，“秦大良造卫鞅伐魏，诸侯围魏襄陵”，眼见各诸侯疯狂地加强围攻，魏惠王不得不吞下嘴里的肉，最终在与赵国漳水结盟后撤出邯郸，使得魏国失去了这一重要战略据点。

　　然而，魏国早已有所准备，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仓促回救”。得知齐国出兵后，魏国调动了主力，在太子申和庞涓的领导下，试图毕其功于一役，一举击溃齐军，并断绝赵、韩的意图。

　　可悲的是，孙膑的战术博弈胜了一时，但在马陵之役中，魏军遭受到重大的打击，庞涓战死，太子申被俘。但这并不是终点。

　　在一连串的打击之后，魏国丧失了领土和主力，彻底从中原的强国宝座上坠落。公元前334年，齐、魏两国在徐州相王，魏国实际上承认了齐国在崤山以东的霸主地位。

　　自那时起，魏国长期被秦国不断削弱，在痛苦中被迫走向灭亡。这个由盛转衰的历程充分说明了两个道理：首先，国家战略问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不可四面树敌；其次，贪图一时的胜利和战略失误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如此可见，任何国家在战争中务必保持高度警惕和谨慎。其二，人才是最重要的竞争优势。要不是陆续错失了吴起和孙膑这两个杰出人才，魏国又怎么会堕入如此狼狈的境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