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唐宋公务员的租房生活
一千两百多年前的一个深夜,秦州(今甘肃天水)的一所陋室,四十八岁的杜甫无法入睡。他怀念已故去的李白,年轻时与李白在洛阳的邂逅,成了他一生难以抹去的记忆。诗中一句“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是他与李白一生怀才不遇的凄婉写照“京城满是那些得志者的衣冠车盖,只有那个人独自憔悴”。“那个人”既是李白,也是杜甫,现世的读者,透过千年的时光隧道,视野所及,与李杜有相似经历的文人士子不计其数。 自科举制诞生那天起,“进京赶考”宛如读书人的朝圣之旅,十年寒窗,一朝登第,封妻荫子,光宗耀祖……三十五岁的杜甫怀揣同样的梦想,来到唐都长安。 这是怎样的一座大城？ 公元8世纪中叶,正值唐玄宗天宝年间,长安城物阜民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之一,人口约有50万(有资料认为,长安城的人口极胜阶段超过100万),有学者统计过,唐朝全国官员总数18805人,其中供职京师者就有2620人。同时,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和终点,欧洲、中亚以及全国各地的商人云集于此,每当东、西市开市之时,摩肩擦踵、挥汗如雨。 另外,帝国的地方官们要在一定期限内进京述职接受吏部的考课,来来往往,相望于道路,挈妇将雏在京累月甚至经年。 士民工商如此庞大的一个群体,政府办公、居民住宿、商家经营,还有僧、道等宗教场所都占用着城市土地和房屋,盛世滋生人口,而地皮不会自我繁殖,于是二者的矛盾可想而知。我们仅从皇帝身边人的住房状况,便可管窥一豹。 《旧唐书》卷16《宪宗本纪》载,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四月丁亥敕:“内侍省见管高品官、自身都四千六百一十八人,除官员一千六百九十六人外,其余单贫,无屋室居止,宜每人加衣粮半分。”唐朝的内侍省便是明朝的太监二十四衙门,从这份史料可见,当时宦官当中,有宅的仅占36.7%,约63.3%的人都无宅可居。 也就在这一年的十二月,文学家白居易先生任礼部主客郎中(相当于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知制诰(皇帝机要秘书),在长安已漂泊了17年的他没有自己的房舍。他在《卜居》(“卜居”的意思是占卜自己该怎么处世)中写道:“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锥头地 ,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这首诗是当时住宅紧张的真实写照。 造成住房紧张的原因很复杂。例如,达官贵人住宅面积过大,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郭子仪“宅在亲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据考证,亲仁里约25万平米,四分之一就是6.25万平米)。除第宅之外,他们又纷纷创建别墅。历德宗、顺宗、宪宗三朝为宰相近十年的杜佑(诗人杜牧的祖父)“甲第在安仁里,杜城有别墅;亭馆林池,为城南之最”曾剿灭反叛藩镇的宰相裴度,晚年做了十多年的东都留守(唐东都洛阳最高长官),“东都立第于集贤里”,“有于午桥创别墅”等等。 唐朝上层社会流行舍宅置寺观,为已故的人追福,为在世者资福。当时皇帝把先帝古宅、自己在藩旧邸、外家之宅及官宅多舍为寺观。如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6年),把高祖李渊在通义坊的“龙潜旧宅”舍为兴圣寺。又如唐代宗(公元762年-779年在位)在马璘所献宅上置乾元观。朝中达官贵人也纷纷舍宅,“诗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