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是如何走到西安事变这一步的
张学良[注: 张学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5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军陆军一级上将。西安事变的组织者。字汉卿，]是如何走到“西安事变”这一步的张学良是如何走到“西安事变”这一步的(2)张学良是如何走到“西安事变”这一步的(3)张学良是如何走到“西安事变”这一步的(4)张学良是如何走到“西安事变”这一步的(5) 一开始坚持“拥蒋”1936年1月，张学良主动与红军接触，表示愿意联合抗日，但不同意反蒋西安事变究其根源，与张学良对蒋介石的不满关系最大。WWW.LSqN.cN而张学良对蒋介石的不满，至少可以追溯到1934年他从欧洲回国前后。此前，张学良以“不抵抗将军”之名，率东北军关内，寄寓蒋介石之篱下，其地位，先从全国海陆空军副司令降至北平绥靖主任，再至下野出洋，最后几乎差点丢掉看家本钱东北军，个中滋味可想而知。故而，1934年回国前后，张氏开始频繁与反蒋派领袖胡汉络，并欲与两广军阀合作武力倒蒋。 虽然张氏稍后感激于蒋介石对自己的信任——仍让自己全权指挥东北军，而与倒蒋派脱离，选择继续拥蒋，但很快，这种信任又因东北军实力在“剿共”战争中被消耗而遭遇危机。1935年10月到11月间，东北军在与红军的交战中损失了近三个师，尤其让张氏心疼不已。张氏的痛苦在于：与红军交战，一不能抗日以洗刷个人之耻，二势必消耗东北军而不能保存实力。无论怎么看都是一笔亏本的买卖。所以，当红军在1936年1月份试图利用东北军被俘团长高福源对驻守甘泉的东北军进行劝降工作时，张学良亲自驾飞机前往洛川与高福源谈话。据高福源向彭德怀汇报：张学良愿意亲自与方面的全权代表就共同抗日问题进行商谈。据彭德怀致中央的电报，“张学良表示，我真抗日，愿以实力相助，急请我方派全权代表到洛川与张一谈”。 1月20日，张学良又在洛川与代表李克农密谈了三个小时。据李克农、彭德怀事后的电报：张学良在会谈中提到，内同情的国防政府主张、希望尽快对日开战者不乏其人，他自己即曾与阎锡山讨论过类似想法，并得到了阎氏的赞同。如果能站在诚意方面，他愿意为此奔走，赴甘肃、南京做大约为期两周的斡旋，如有成绩，拟约彭德怀及其他面谈。但张氏同时又说，他不能同意提出的“抗日反蒋”的口号，强调自己对蒋颇有好感。 此一时期，方面也只谋求与张学良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不奢望其参加反蒋张氏之所以强调自己对蒋的好感，大概是因为李克农在会谈中曾竭力劝说张氏接受“抗日反蒋”的口号。据《年谱(上卷)》，张、李会谈同日，曾致电李克农，将“抗日反蒋”定为会谈的重心。电报称：(1)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务使进行之交涉克抵于成。(2)向彼方指出，东北军如不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求出路，则前途是很危险的。(3)暗示彼方如诚意抗日反蒋，则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进一步助其回平津、东三省，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并暗示彼方，如有抗日反蒋诚意，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张汉卿担任。 对张学良而言，“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无疑是有力的。但更有力的，或许还是电报中所谓的“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毕竟在西北地域，按实力原则，东北军最强，由张氏担任“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是情理中的事情;而所谓“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则显然是在向张学良暗示：红军的背后倚靠着强大的苏联。而与苏联取得联系，并在抗日问题上取得苏联的物资支援，则是张学良多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事情。 1929年，张学良曾轻率动用武力，试图收复由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注: 中东铁路，是沙俄为了掠夺和侵略中国，控制远东而在中国领土上修建的一条铁路。中东铁路是“中国东清铁路”的简称，因此亦作“东清铁路”、“东省铁路”。]，引发了著名的中东路事件，与苏联方面交恶极深。东三省沦陷后，张氏曾反省自己上述行为，自认不智。在张氏看来，列强当中，唯有与日本积怨甚深，且直接受到日本进攻威胁的苏联，最有可能援助他收复东北。故而在1933年夏出洋旅欧期间，张氏曾想尽办法试图与苏联方面取得联系，但因苏联方面对其缺乏信任，种种接触都无疾而终。1936年与密谈期间，受张氏敦请，原东北军将领李杜仍在上海寻找国际[注: 国际即第三国际。列宁领导创建的世界各国党和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破产，十月的胜利，促进了各国党的建立，客观形势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的秘密组织，但也是毫无结果。如此，当不难理解，指示李克农带给张氏的暗示——“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对张学良而言，其力究竟如何了。 但这种口头上的力似乎仍不足以吸引张学良由“拥蒋”转向“反蒋”。对此，方面也有清晰的认知。1936年2月21日，在给李克农的谈判训令中明确指示道：“坚持抗日讨卖不可分离，反对抗日不讨卖。但在此次谈判中不应因这些原则问题与张造成尖锐对立，致妨碍初步协定订立。”换言之，此时并不奢求能将张氏拉入“反蒋”阵营，只求双方顺利订立互不侵犯协定。 四月份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张学良仍继续坚持“抗日必须联蒋”的立场1936年2月中旬，张学良在西安遇到董健吾，从他口中得知南京方面也在秘密联络，谋求用手段和平解决问题——董氏此行的任务，就是秘密赴陕接通与的关系，转达南京方面的谈判愿望。这一消息对张氏刺激不小。一者，张氏很不满蒋介石一面让东北军“剿共”消耗实力，一面又越过东北军与和谈的手段;再者，既然南京方面也在寻求与合作，张氏对自己的“联共”路线自然也就更具自信。或许正是因为这种不满与自信，3月5日张氏与李克农秘密会面时，竟无一字谈及“拥蒋”问题，以致李克农准备的种种答词都没有派上用场;同时张氏又特别强调，希望通过介绍他的代表前往苏联，与苏联政府商谈合作抗日的问题，并要求越快越好。大略同时，张氏放弃了对南京的游说，转而频频与地方实力军阀联络，还恢复了与反蒋派领袖胡汉民之间的电函往来。 1/5 12345下一页尾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