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的奇变从禁烟英雄到赞同鸦片种植的转变之谜
在中国历史上,以禁烟闻名的林则徐,晚年却主张允许内地种植、生产鸦片,这一转变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人物关系。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不仅打开了中国市场,而且通过贸易手段掠夺了大量白银。清政府面对这一严峻局势,意识到继续禁绝鸦片贸易并不能有效阻止白银外流,因此开始探索新的策略。
同治十一年(1872)6月初四,《申报》发表了一篇《抑弛自种鸦片烟土禁论》,提出全面放开鸦片种植、生产,并课以重税,以增加国家收入和限制吸食。这一观点强调:“如果能大幅放宽其管制,其对国家的益处也将非常多。”其中提出了两点理由,一是通过放开可以减少国外出口的大量白银;二是在税率提高的情况下,即使富人也会节省而不会过度吸食,从而达到一种“不拘束又自约”的效果。
这时期的一些官员,如直隶总督李鸿章,也推动了这一政策,他认为禁止内地各省种植罂粟实际上有助于洋烟贩卖,同时他主张暂时开放罂粟种植,但加重洋药税收,使得外国烟草无法利润最大化,而国产烟叶则能够增加国家税收。
随着这种政策得到实施,全国各行省都开始广泛种植罂粟。虽然当时已经有地方私自小规模种植,但此后的几十年中,这一产业迅速发展起来。光绪十一年(1885),清政府规定洋烟每百斤征收86两,而土药只需征收60两,从而鼓励了土煙生产。此举导致农民纷纷改为種大煙,因为這種作業更為高效且收益丰厚。
云贵川等地区因其气候与印度相似,更适合产出优质的国产烟草。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自己生产的大麻产品数量远超过进口品,大大满足国内需求,同时也成为重要出口商品之一。
林则徐本身并不支持吸食洋烟,只反对民众偏爱洋药而忽视国产产品。他在同治十三年的奏折中写道:“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 Smoke.” 可见,他在支持国产产品方面与那些主张放松管制策略的人士是一致的。在那个时代,对于如何应对外来压力和经济危机的问题,无疑是涉及到一个深刻且复杂的问题,是文化冲突、经济考量以及政治权力的博弈交织在一起的一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