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本未述北宋官员高薪背后的养廉难题
课本未述：北宋官员高俸背后的“养廉”难题
北宋官员的俸禄，在中国历史上是数一数二的优厚。据《宋史·职官志》记载，宰相、枢密使一级，每月俸钱三百千（即三百贯），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禄粟月一百石；地方州县官员，大县（万户以上）县令每月二十千，小县县令每月十二千，禄粟月五至三石。正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如茶、酒、厨料、薪、蒿、炭、盐诸物以至喂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粮伙食费等，数量皆相当可观。
宋真宗时外任官员不得携带家属，而家属的赡养费则由官府财政供应，月供米面羊等生活用品。此外，还有“公用钱”（即招待费），如节度使兼使相公用钱可高达二万贯，而且上不封顶，“用尽续给，不限年月”。公用钱之外，又有“职田”。诸路职官，每有职田，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再到边远的小县尚有七顷。而且，“外官占田，大逾往制”，由佃户租种，一般情况下，只需缴纳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五，即得全额领取，因此成为一种非常便利且丰厚的收入来源。
北宋实行高俸制，其目的在于养廉。这在北宋皇帝及其大臣们的心目中是十分明确的。正如宋太宗所说：“廪禄之制宜从优异庶几丰泰责之廉隅。”因此，从太祖到徽宗，都曾为百 官养廉而不断增俸。
此后，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官方。在熙宁变法期间，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例如范仲淹在《庆历新政》中就提出了：“养贤之方必先厚禄，以足其衣食，然后可以责其廉节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废可诛。”王安石也曾增了官俸，并发放了“吏禄”。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事实上，由于人性的复杂性和欲望无法被简单地通过金钱来满足，所以高薪并不能保证一个人的品德或者行为。如果一个人本质上不具备良好的品格，那么无论他的工资多高，他都可能会因为私心和欲望而做出错误的事情。而如果一个人具有坚强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标准，他们将不会因为金钱而改变自己的行为习惯。
因此，对于如何防止腐败的问题，我们需要采取更加全面和深入的人文关怀以及对个人价值观念进行塑造，而不是仅仅依靠经济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经济条件如何改善，如果缺乏正确的人生观念和道德准则，就很难真正有效地避免腐败现象发生。此外，对于那些已经存在的问题，也应该采取实际行动去解决它们，而不是简单地认为通过增加支付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因为这只是一种表面的解決方案，并不能触及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