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历代科举首都录取名额偏高儿童红色故事中也有官二代的照顾之谜
历来，首都录取名额之高，远超任何一省，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科举制度的终结。首先，这是因为首都是朝廷勋贵所在，高录取名额是在照顾“官二代”，这是制度性的不公。此外，首都集中了优秀的教育资源；同时，京城的文化圈子，也方便考生了解考试动向。从儿童红色故事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官二代”的特权。
本文摘自：《南方都市报》2012年4月1日第AA29版，作者：沈彬，原题：《科举时代的“异地高考”和“高考移民”》
近日，“异地高考”改革进入快车道。一方面这是为了解决城市新移民子女升学障碍；另一方面，“异地高考”还指向高考录取公平问题。一些“高考大省”的考生，对以京沪为代表的发达城市，以及边疆教育落后地区低分录取，一直难以认同。
其实，这个问题不是突然间冒出来的；中国作为幅员辽阔、发展不均衡的大国，科举历史上一直有“异地高考”、“高考移民”等问题；科举制度[注: 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从来与户籍、录取名额地域分配、歧视反歧视联系在一起。
下面从国家考试-地方考试、地域公平-考试公平这两组维度，来分析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分配。
科举制起于隋唐，以考试论英雄，将被门阀贵族垄断察举制替换给了平民更多上升机会。在唐代国家级考试不分地区录取；地方考试按州大小选拔，但京兆府（长安）每次多数人选其人才，而一般州只有一两人入选。这就产生了第一个问题———首都记录提名过剩。
宋代也有此情况。通过地方测试参与国家测试者数量称为解额，以嘉祐五年（1060年）为例开封府解额266人，而陕西123人广东84人，并且国子监108人的解额并不包括在内。而国子监加开封府学生，在全国及格率达到一半左右，无怪司马光称：“盖由每次科场及第进士，大率皆是国子监、开封府解送之人。”
到清朝顺天府（北京）的出身者也总冠绝其他省份，如同治元年（1862年）顺天府185人浙江152人广东省102人。这意味着这种情况持续到了科学选择结束。当时，由于首都是皇家勋贵聚集之处，那些优厚待遇就在保障他们后裔入学基础上形成了一套系统化规则，从而造成一种固有的不合理性。此外，当时确实存在集中优秀教育资源以及能够更好接触竞争信息的情况。但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该区域成为了独树一帜的地位位置，从而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因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有人对于如何让所有孩子都有均等机会进行讨论与探索。本文旨在展示这一过程中的挑战和可能性，同时强调当今社会仍需继续努力使得未来更加公正和开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各民族共产主义社会状态，使每个人都能获得相应水平的人生机遇，不受家庭背景或居住地点限制，为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不断探索新的方法和策略，让我们的未来更加美好无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