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员高薪历代罕有为何至今仍无法解释的养廉之谜
北宋官员高俸历代罕见，为何至今仍无法解释的“养廉”之谜
北宋官员的俸禄在中国历史上是相当慷慨的。据《宋史·职官志》记载，宰相、枢密使级别，每月俸钱三百千（即三百贯），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禄粟月一百石；地方州县官员，大县（万户以上）县令每月二十千，小县县令每月十二千，禄粟月五至三石。除了正俸，还有各种补贴，如茶、酒、厨料、薪、蒿、炭、盐诸物以至喂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粮和伙食费等，都相当可观。
宋真宗时外任官员不得携带家属，其家属赡养费由官府财政供应，米面羊等生活用品供给。此外，还有“公用钱”。节度使兼使相公用钱可高达二万贯，而且上不封顶，“用尽续给，不限年月”。公用钱之外，又有“职田”。诸路职官各有职田，一直到边远的小县尚有七顷。而且，“外官占田，多逾往制”，由佃户租种，官方坐享其成。
北宋实行高俸制，以此来养廉。这在北宋皇帝及其大臣们的心目中是十分明确的。正如宋太宗所说：“廪禄之制，宜从优异，使其衣食得足，然后可以责其廉隅。”因此，从太祖到徽宗，都曾为百 官养廉而不断增俸。
少数官员也曾提出过关于高俸的问题。如范仲淹在庆历新政施政纲领中就提出：“养贤之方，必先厚禄。”他认为只有当他们衣食充足后，他们才能担负起更多责任，有不法行为者，可废可诛。（《范文正公集·答手诏条陈十事》）
王安石在熙宁变法期间，不仅增了官俸，而且发出了“吏禄”。由于朝廷规定了具体的人数和品位，每人都按规定领取固定的金额，而不是根据实际需要或个人情况。在这种制度下，即便是最低级别的小吏，也能获得一定数量的人民收入，这对于维持生计非常重要，但却没有建立有效监督机制来防止腐败。
然而，这种系统并没有预料到的效果。当时社会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这看起来是一种简单化解决方案，对于腐败问题并不彻底。在实际操作中，这个政策可能加剧了问题，因为它鼓励人们追求额外收入，而不是通过提高效率或者改善服务质量来增加收入。
尽管如此，这样的政策依然被推广到了其他部门，并且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长期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它影响了整个社会结构和经济状况，最终导致国家财政危机。与此同时，它也激化了社会矛盾，加剧了贫富差距，并削弱了政府对权力的控制力，使得更大的政治动荡不可避免。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上述措施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而已。这反映出，在处理复杂问题时简单直接的手段往往是不够用的。如果我们希望真正解决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需要更加全面地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并采取综合性的策略来应对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