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中国野史大全高薪北宋官员为何未能养廉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北宋时期的官员俸禄之优厚，在历代封建王朝中是数一数二的。据《宋史·职官志》的记载，宰相、枢密使一级的，每月俸钱三百千（即三百贯），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禄粟月一百石；地方州县官员，大县（万户以上）县令每月二十千，小县县令每月十二千，禄粟月五至三石。正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如茶、酒、厨料、薪、蒿、炭、盐诸物以至喂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粮、伙食费等，数量皆相当可观。

宋真宗时外任官员不得携带家属，而家属的赡养费则由官府财政供应，月供米面羊等生活用品。此外，还有“公用钱”（即招待费），如节度使兼使相公用钱可高达二万贯，而且上不封顶，“用尽续给，不限年月”。公用钱之外，又有“职田”。诸路职官，有各自职田，其中两京、大藩府四十顷，一直至边远的小县尚有七顷。且“外官占田，多逾往制”，由佃户租种，以致于大部分都落入了个人手中。

北宋实行高俸制，其目的在于养廉。这在北宋皇帝及其有作为大臣们的心目中是十分明确的。正如宋太宗所说：“廪禄之制宜从优异庶几丰泰责之廉隅。”因此，从宋太祖至徽宗，都曾为百官养廉而不断增俸。

北宋少数也曾提出过对此问题进行讨论和提案。在《庆历新政》施政纲领中，就提出：“养贤之方必先厚禄稽尔衣食得足然后可以责其廉节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废可诛。”范仲淹认为，只要能够保证他们衣食充足，那么就可以要求他们保持廉洁。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王安石在熙宁变法期间，不仅增了官俸，而且发出了“吏禄”。这意味着除去原有的正常收入以外，还增加了一定的额外收入。这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吸引力，但它并没有达到预期中的效果。尽管规定将会对那些滥取国库资金的人进行严惩，但是这些规定很难得到执行，因为人们对金钱欲望总是无法抵抗。而且，由于国家财政状况并不允许这种开支，所以这种政策最终还是导致了更大的经济问题和腐败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