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任巡抚刘铭传其人其事(2)
从8月下旬开始，恼羞成怒到极点的法国政府命令20余艘法舰封锁了海峡，妄图困死。当时清守军的处境也确实很艰难。经过两个月的血战，“能战者不足三千人”，加上天热疫疠流行，“军士日有死亡”。但刘铭传决心战斗到底，表示一定要“同将士惟拼死守，保一日是一日”。为了抵御入侵，他组织将士筑长墙，挖巨洞，做好持久固守的准备。同时还激发当地绅士和民众的爱国热情，主动出钱出力，设法自救。结果，反倒使孤拔陷于进退维谷的困境。1885年3月，法军在镇南关大败。随着战局的逆转，孤拔只得率法舰撤退。刘铭传成为抗法保台的英雄。 的近代化之父原来隶属福建省，是福建省的一个道。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根据几位大臣的“奏议”，下诏将道改为中国的第二十个行省———省。大臣们建议把“福建巡抚改为巡抚”的理由是：“为南洋枢要，廷袤千余里，民物繁富……宜有大员驻扎控制”。正值督办军务且有福建巡抚头衔的刘铭传，遂被任命为第一任省巡抚。尽避刘铭传在建省时间上有自己独到的思考，认为应该“缓办”几年，但这个忠于职守的大员在巡抚任上呕心沥血，一干就是6年，直到1891年因病退休回乡。 若干年后，人们用这样的言论来评价刘铭传在的政绩： ———“刘铭传是近代化建设的先驱”； ———刘铭传在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奠定了近代化的基础，他是“近代资本主义开发的先驱者”。 ———直到现在，海峡两岸的人民仍在怀念这位第一任省巡抚，今天的岛上还有许多刘铭传的纪念设施。 的确，刘铭传在任期间，为做了许多好事。他是的近代化之父。 刘铭传曾这样坦言道：要以“一隅之设施为全国之范，以一岛基国之富强”。 他在的近代化建设涉及、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这些改革，使的局面为之一新。 清初，仅一府三县。刘铭传按照省的设置，在设三府一州十一县五厅，将分为南、中、北和后山四路。中路为府，下设、云林、苗粟、彰化四县及埔里社厅。南路为台南府，下设安平、嘉义、凤山、恒春四县及澎湖厅。北路设台北府，下设淡水、宜兰、新竹三县和基隆厅。后山设台东直隶州，下设卑南、花莲两厅。这一套行政设置，奠定了今日省行政区划的基础。 抗法保台的实践，使刘铭传深深意识到加强防御能力的重要性。他在上奏朝廷的折子中这样写道：“为东南七省门户，各国无不垂涎，一有衅端，辄欲攘为根据。今大局虽云粗定，而前车可鉴，后患方殷。一切设防、练兵、抚番、清赋诸大端，均须次第筹办”。基于这种考虑，他在基隆、沪尾、澎湖等地修筑了10座“铁水泥”结构的新式炮台。 同时向英国购买了阿马士顿后膛炮31尊和一批水雷，布设在海港入口处。还定制了几艘国外炮舰，并在台北创办了机器局、、火药局，自己制造弹药。 在军队建设上，刘铭传提出了“辟全台自有之利，养全台自守之兵”的思想。 他很注意学习西方军事技术，要求部队做到“严肃营规，认真操练，挽回积习，以备捍乱保邦”。为此，他对全台国防军进行了整编，将原来40营兵整编为35营。 所编士兵一律更新装备，练洋操，习洋枪，学习军事理论。所有这些，极大地提高了的防御能力。 刘铭传上任时，的财政入不敷出。原因是田赋紊乱，税收虚糜。为了减轻政府的负担，刘铭传大胆提出了“以台之财，供台之用”的主张。1887年，他下令在台南、台北分设“清赋总局”，由30名得力官兵，分赴各县，丈量土地。经过3年清丈，田赋混乱的状况得以扭转。田地面积从赋前7万余甲，增加了4倍，共约30万甲，税收也增加大约3倍。原来每年征收的田赋额银仅有18万两，清丈田地以后，年征银达到67万两。为了整顿税收，还在台北设立了“厘金总局”，对各种厘金进行清理，竭力堵塞漏洞，以求涓滴归公。整顿以后，全省年财政总收入从原来的90万两，激增到300万两，高时达到450万两。 刘铭传看到资源丰富，可开发和利用的资源很多，于是“通商惠工”，首先设立了煤务局，采用官督商办的方式，投资40余万两银，购买新式掘煤机，日产煤100余吨。到1891年，煤产量达到7.7万吨。1886年，又在台北设立磺务局，在沪尾开办硫磺厂。自1886年至1890年，硫磺122万斤，年收纯利约4000两白银。此外，还陆续设立了煤油局、伐木局、蚕桑局、抚垦总局、樟脑总局等一批新式企业。 早在1880年，刘铭传就上奏清廷，建议在国内修建铁路。因守旧者反对而未果。1887年，经清廷批准，他在台北成立了铁路总局，到1891年建成了一条北起台北，南抵新竹，全长68公里的铁路。 这条铁路的开通，不仅改善了北部地区的交通状况，还极大地促进了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是我国自筹资金、享有主权的第一条铁路。 刘铭传还大力发展的通信事业。1886年，他在台北设立了电报总局，先后在省内架设陆地电报线500公里。 当时的主要城市，如嘉义、台南、彰化、新竹、基隆等都设有电报分局。同时筹办铺设了两条海底电报线路，一条从沪尾到福州，全长217公里；一条从安平到澎湖，全长98公里。这样，水陆电线衔接，不仅省内信息畅通无阻，而且与中国的联系也极为便捷。1887年底，刘铭传还撤除了旧式驿站，在台北创设邮政总局，总局下设43个分局，并自行设计邮票，根据邮件轻重及远近收取邮费。 对于的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刘铭传也非常重视。执政期间，他举办了在本岛进行的首次科举考试(乡试)，为培养和造就了大批人才。他下令创办的台北大稻埕六馆街西学堂，除教授中国经史文字外，还包括英、法、德文以及史地、测算、数学等，这是第一个新式学堂。他还进山“抚番”，安定民心，并单独为中部山区的少数民族山民办了学校。 可悲的是，刘铭传在的一系列改革也招来一些顽固人士的非议。“内外臣工多所嫉忌，而绅士亦肆为蜚语”。1891年，他辞官还乡。甲午战争后，据《马关条约》割让给日本，刘铭传闻讯悲愤至极。1896年1月12日凌晨，积郁沉疴的他停止了呼吸，享年6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