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观澜，著名文化学者，独立作家)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讲究文武兼备，相兼中和，用以济世，圣人治国，二者并重，不敢有所偏废。所以上古有尧舜之厚德，兼谈弧矢之锋利;春秋多竹简之华章，不乏兵车之用藏。文士执笔，腰佩重剑;游侠带刀，胸怀大义。孙武未曾出世，《易经》早有师卦;孔丘谈兵之前，汤武已用干戚。弧矢弓箭也，干戚兵戈也。足见，一部中国文化史，自始至终都是兼论文武的。
惜乎到了北宋，赵匡胤以武力强夺后周天下，所以登基之后，忌惮兵事，害怕重蹈覆辙，自此之后，重文抑武，可谓自毁长城，累及子孙，以至于后世遇辽败于辽，逢金破于金，终为元所灭。泱泱中华不敌夷狄，北南两宋，何至于弱，简直是怂!何也?概因赵氏文武分家，去除攻城，专事攻心，结果药性顿减，一剂良方，在他赵家的锅里，也就熬不出好药了。
回望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其实都兼及文武。儒家好谈仁义，貌似一味攻心，但当子贡问政，孔子一句：足食足兵足信，将兵事所代表的国防，与粮食所代表的经济和信用所代表的文化，并列一体，视为国政三要，足见儒家虽然主谈仁义攻心，但是也不废弃武备城防。道家典籍《道德经》八十一篇，其中三篇专门谈兵，颇讲韬略，有人据此将老子列为兵家人物。墨家不用说了，一部《墨攻》电影，有攻有守有器械。法家更是将执戈之士与农耕之士并论，主张爵位授予，全凭军功，已经突破儒墨两家自守城防之说，直接进攻敌人城池了。不过，儒道墨三家总体上还是偏重文事攻心，攻城实为迫不得己的防守，属于反侵略性质。法家最为犀利，但看国政所需，不论仁义与否，所以攻城最是积极，侵略之论，视同迂腐，攻城起来比兵家都厉害，可惜攻心不够，能战不能守，秦国用法家之策，灭六国，扫，打下江山，不过十五年，即为六国民众所厌弃，终于坐失江山。
反倒是兵家，最应该专事攻城的，却大谈攻心，很好地体现了中华智慧的圆融厚道。兵家法典，春秋前期有《司马法》，后期有《孙子兵法》，都是攻城兼心。攻城靠智谋，攻心靠仁德。不过《司马法》说：兵者，礼道也，有些迂阔。约时定地，时间地点人数兵甲，战前须向对方明言;不擒二毛，须发黑白二色的老兵，只能礼送出境，不得擒获阵前。如此彬彬有礼，还打什么仗?所以宋襄公拒击半渡楚兵，坐观全渡，结果为箭伤股，最终兵败，贻笑大方。两军阵前，开仗最终还是以胜败论英雄的。这一点，军事家孙武认识深刻，所以《孙子兵法》第一章始计篇开宗明义：兵者，诡道也。司马的礼道，言在明处，中规中矩;孙武的诡道，秘不示人，不拘一格。五字真言，奠定了《孙子兵法》的谋攻色彩与全篇基调。
难能可贵的是，身为职业军事家的孙武，深谙忘战必危、好战必亡之理，视军事乃之最后手段，所以不轻言战，一再告诫世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还说“不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乍读其文，简直有点慎战避战的意味。这一点与老子谈兵的观点颇有相合：“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据此老子提出，以正治国，以奇治兵，以无事取天下。正者，以德服人，攻心也;奇者，以力屈人，攻城也。前者乃治国之道，是正经;后者乃辅国之术，是手段。
孙武也注意到正奇之辩，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还说两军对垒“先求不可胜，后求可胜”。正在前，是守;奇在后，是攻。这是兵家战术层面的正奇之辩。在战略层面，正就是攻心，奇才是攻城。在兵家眼里，攻城始终是情非得已的下策，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策。不战屈人，凭什么?攻心也!攻心，凭什么?仁义道德也。
现代国家，攻心为上，靠文明信义;攻城为下，凭实力谋略。唯此两手，可以平天下。
经营企业，犹如治国。产品品质是正，市场策略是奇;团队精神是正，专业能力是奇;利兼天下是正，润及自身是奇。
三国魏武曹操曰：“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深在何处?深即在此矣。
先秦巨贾白圭道：“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智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足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矣。”智勇兼仁，可谓晓事也。
呜呼!不明正奇之辩，则何足以行国?不知攻城攻心，又何可谈经商治企!
人学研究网·中华文明栏目编辑：紫天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