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慈善之风犹如中国神话故事目录中的宝藏为何能致富又不失为人
据《政界现形记》中阎二先生之口,描摹了申大先生家属做善事发家的简史:申大先生太太老伯起初只是开个小馆子,一年不过赚十来吊钱。后来乡里选他做乡董,他开始到处募捐,广行善事,即连尼姑庵的钱都能募捐来。待传到申大先生手里时,除场面更大之外,还做了大官。
据申大先生的老伯自述,善事是一本万利甚至无本万利的好买卖:“自从做了善事,到我手里,现在房子也有了,田地也有了,大官也有了,伺候的人也有了。”申大先生及其祖辈的赈灾事业名为劝捐,但实不无逼捐嫌疑。然而劝捐也同做官一样,要有资格。
人们向官方背景强大的申大先生代言的赈灾业务,大笔捐款可能得到丰厚回报——先人、自己或子弟得到封典,有些甚至直接候缺补官。官员在赈济事业中,也各怀肚肠,不想从中得利。当阎二等人的赈济遭遇山西抚台阻挠时,他们变革筹款方式,将劝捐变为报效,并挂上“奉旨设立报效山西赈捐总局”的牌子,以此筹集银两。
何师爷借此机会,与申家旗鼓相当,在政界迅速崭露头角。他通过私下打电报托山西巡抚保举两人,从同知一向保至道台,再加二品顶戴,从此摇摆于政治舞台,每逢政界有事,都充作重要人物。在这一切背后,是“做善事”所带来的机遇和权力。
更有人借慈善成一代巨头,如胡雪岩,他依靠善举,不但为母亲赚来正一品封典,也突破自己作为商贩出身的限制,在杭州建豪宅,与封疆达官眉目相对,又获御赐黄马褂。这一切是因为慈善与官方千丝万缕联系,这种联系是由晚清怪诞制度催生的,使民间社会与国家分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