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王朝定都之谜如同棋手布局规划一片江山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便源于黄河岸边。从半坡、红山到良渚，每一个文明古国的起点都与河流紧密相连。在南北分立的早期，南方由于树木茂盛、瘴气严重以及洪涝频发，使得长江流域以外的文明难以持续发展。而北方则因其平原沃土和较少的地质灾害，被逐渐成为主导力量。
中国三个奴隶制王朝——夏、商、周，都将都城建在黄河岸边。夏朝首都二里头位于黄河北岸，而商朝屡次迁移，最终定居于殷墟附近。西周定都镐京，即今陕西西安地区，而东周则选择洛阳作为首都是理所当然，因为当时所有城市都不及洛阳咸阳那样完善。
咸阳地处关中平原，是华山后盾，渭水环绕，有利于通商往来，对外防御又坚固。在春秋战国时期，只有秦国能开关拒敌，其它国家却难以入境秦境内。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首都迁至咸阳，这是基于对外扩张和内稳定的考虑。
汉朝继承了秦的遗产，将洛阳作为政治中心，但实际上仍然依赖长安这个经济文化中心。此时，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威胁加剧，加上内部矛盾激化，汉室被迫东迁至洛陽。这一次搬迁标志着历史上的东西两京制度开始形成，并且为后来的各个王朝奠定了基础。
隋炀帝统一六镇之后，将首都改为大兴城（今北京），但最终未能挽救自身政权的衰败。在唐代，由于战争和自然灾害，如渭河堵塞等问题，以及前后的战乱，更是让长安失去了其曾经的地位。而经济重心向南部转移，在唐末宋初尤为显著，不仅如此，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一些新的生产方式如种茶养蚕在南方取得成功，也促进了南方经济与北方之间的竞争关系。
宋代虽然试图恢复长安之所以重要的地位，但由于军事压力加剧，加上天灾人祸，不断有人劫持皇帝引领反叛，这使得长安再次失去成为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地位，而洛阳城成了临时性的新都会。当朱温篡夺唐室并称自己是“武皇”，他强迫最后一任唐帝迁往此地，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哪个中国帝国会将自己的首都是设在那座曾经辉煌而现在破败不堪的地方。
这段时间可以看作是一段过渡性的东西两京制度，其中LOyang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整个帝国中最繁荣富裕的地方之一。这是一个典型例子，它揭示了历史如何通过城市建设来体现了一系列复杂的人类活动和决策过程，比如交通网络、贸易路线乃至军事战略等方面的事实表现出人类对于空间安排能力的一种象征性展示。如果把这种象征性理解为一种文化传播，那么我们就能够看到不同文化如何通过空间布局来影响彼此，并最终塑造我们的世界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