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世界史的历史小故事中国第一所现代学校诞生之壮举竟然是为了应对那些令人咬牙切齿的不平等条约
1860年与英、法所订的《北京条约》规定，以后两国谈判等各种交涉事务，以英文、法文为通用语言。这就迫使清政府不得不火速培养外语人才。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862年6月11日，同文馆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注: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译署”，为清政府为办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于1861年1月20日由咸丰帝批准成立。]的东堂子胡同正式开学。本文摘自《南方都市报》2012-06-27第RB21版，作者：李喜所。
风气未开：同文馆举步维艰
1862年，在北京创办的同文馆，是中国最早的外语学堂，也是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式学校。入校学生虽然一切都由政府负担，但还是无人愿意入学。原因是，在清廷长期“闭关锁国”政策以及“夷夏之防”、“中外有别”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国人把学外语和“汉奸”、“卖家画了等号。
嘉庆年间，一位广东人为了学外语，就编了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小书，但清廷立即下令查禁，而众百姓也愤起讨伐，使得此人惶惶然逃匿山林。在那个年代，国家和民间看重的是科举正途，上洋学堂是旁门左道，不但前途渺茫，而且为大众所不齿。
曾是同文馆学生的齐如山回忆说：“馆是成立了，但招不到学生，因为风气未开，无人肯入，都以为学习了洋文字，便是不尊重祖宗，对于学生们的大人们可就大瞧不起。”
社会思想对于这件事情看得这样的严重，所以大家子弟都不但不愿意入，还怕被社会歧视。而且，那时七品官员每年的收入才45两银子，而五品官员还不过80两上下。但尽管如此优厚待遇，只要一提到学习西方语言，就是被视作背叛祖宗和文化的一种行为，即便面对着金钱诱惑也不敢轻易踏上这条道路。
为什么主持清廷外交事务的人恭亲王奕坚决要创办这个学校？因为形势逼迫。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当英军将领签订《南京条约》的那一刻，他们找不到翻译，全凭英国人的中文翻译来摆布，这让清廷颜面尽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更是一位名叫巴夏礼的人物，被俘虏，他写信给联军议和，但是他的信没有一个字能读懂，因为朝中的英语水平太低，最终只能请来一个商人的儿子来帮忙解读。而就在京郊战火弥漫的时候，这样的局面再次发生，让恭亲王奕深感绝望。
所以他决定建立一个可以教授西方语言和科学知识的地方，从而培养出能够与西方国家沟通交流的人才。此时此刻，我们不能只看到他们在科技领域取得了什么成就，我们应该从更深层次去理解他们当时面临的情况，以及他们如何在这样一种压力之下，将自己的梦想付诸实践，并最终实现改变。
那么，有哪些具体措施呢？首先，由于缺少教师，只得重金聘请外国人才；由于学生难以招募，只好提高待遇，从36两银子的开始，每增加一些新的课程，再提高到120两，然后最高达140两，比许多高级官员还要多。而伙食则更加丰盛，每桌六个人分四大盆、六大碗，还有海鲜菜肴，其中还有荷叶粥、藕类等冬季特色美食；如果想要更多选择，还可以自己点菜，没有任何花费！
尽管如此优厚条件依旧难以吸引多少人加入。当初只有10名入校者，其余都是接近中年的男子。最后，在不断努力之后，最多的时候也仅有一百余名同学。但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待遇不足够吸引，而是在于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问题，一种守旧的心态阻碍着这一变革过程。这一点体现在张盛藻监察御史首先反对，以及倭仁翰林院掌院学士随后发表意见斥责这一做法，并暗中鼓动他的朋友们贴小字报讽刺同文馆，这些都是当时那种顽固守旧思想强烈反映出的结果。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希望都已经消散。正如杨廷熙候选知州那样，他通过这些信息综合分析，并非完全否定其必要性。他认为这是处理国家危机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提升国家整体实力的重要手段。他列出了十个理由说明为什么应该支持这个计划，其中包括忘记过去耻辱接受新挑战，不受狄克文化束缚，不修习圣贤道德，不讲士林节操，以及成为异族门生之类的问题。他认为，如果我们不能适应变化，那么我们的民族将会灭亡。如果我们不能学会新的技能，那么我们的未来将会黯淡无光。
因此，与其继续抱怨该计划过于冒险或过度开放，不如承认现实需要改变，并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手段。一旦真正意识到了这一点，或许就会发现不同的声音开始逐渐减弱，而共同目标——保护并发展中华民族——变得越发明显。而这，也正是在历史转折点上，我们必须勇敢地迈出一步，为未来铺路，为民族增添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