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为何有这么多野史 非官方历史学家所写的就

我经常和人们讨论读什么类型的历史书来了解历史。 大多数人都认为正史必须读，因为它毕竟是官方编辑的书。 由于这样的背景，往往很容易接触到一些真实的前朝历史书籍。 但当谈到野史的解读时，人们的意见就开始出现分歧。 有人说野史也是历史，有人则嘲笑读野史。 那么，究竟什么是野史呢？ 难道所有的内容都是虚构的吗？

野史为影视剧提供了大量素材。 图为电视剧《戏弄乾隆》剧照

自古就有“稗官野史”的成语，那么“野史”是什么意思呢？ “野史”一般指古代私人编撰的史书，与朝廷主持的正史书并存。

与“正史”相比，“野”有两层含义：

首先，从编纂者的角度来看，统治者编纂的史书是正史，而外人自己编纂的史书，未经官方批准和审查，不是皇帝的“圣旨”，甚至是政府所禁止的。第二，从雅与俗、文与野的对比来看，正史是由专门的人员专门编排和修饰的，而野史多是原始史料的编纂，或者说原始历史。 。 对历史事实的粗略记录。

就野史内容而言，大多是作者亲耳所闻或亲眼目睹的一些轶事、轶事，文字多涉及历史轶事。 “野史”并不总是书信的历史，传疑传书的风格，有的接近“小说家的言辞”，但由于私人书写的特点，编纂官方时没有任何禁忌。历史上，很多人在“正史”中，在“野史”中，往往可以找到线索，甚至可以详细描述。 比如，宋太祖“烛影斧声”之谜、雍正皇帝的死因，都可以在《野史》中找到，可供后人参考分析。

与“坐紧”的“正史”和“别史”相比，野史可以让人们看到更多关于官场和宫廷烦恼的秘密、社会生活的细节、风俗习惯的变迁和悲欢离合。生活中等等，各种各样的事情。

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野史”都是假的，一定会有接近历史真相的原创内容。 相比较而言，正史应该更可靠、更权威、更可信，但由于封建正统等原因，一些本应记录在正史中的东西也被删除了。 后人只能从野史中弥补这些事情。

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出自稗官，街谈巷议为道听途说”。 这意味着小说很可能是稗官写的。 大街小巷的议论或者一些道听途说的事情，都是稗官编造的。

三国时期的儒纯说：“大王欲知鲁乡风俗，故任稗官、使者来言说。” 意思是皇帝想了解民风民情，所以设立稗官一职，让他给他讲街谈巷议。 诸如八卦之类的事情。

尽管班固与汝淳对《百官》的理解不同，一者认为稗官是小说的创作者，另一者则认为稗官只是小说的收藏者和叙述者。 但他们都说稗官与民间传说有一定的联系，这也是后人称之为“稗官野史”的原因，也间接说明野史的来源多为民间传说或个人笔记。

《明稗史汇编》这本书曾多次受到鲁迅的赞扬。 它是清代流云居士编撰的，收录了记载明末末事的野史16种。

野史对鲁迅影响很大，野史“稗稗”的艺术特征在鲁迅的散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即取材的轶事性和描写的民间性。 在鲁迅看来，正史“相当于帝王将相的家谱”。 这一观点是由主张“新史学”的梁启超首先提出的，鲁迅接受了这一观点。

正史只写帝王将相，不写普通百姓，而野史往往涉及当时下层文人乃至普通百姓的经历和情感，反映了当时下层社会的状况。 鲁迅继承了野史的平民精神。 他的散文创作中，既有对国事的感悟，也有日常报纸上的琐碎轶事和轶事，更多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琐事。 这些特点与野史密切相关。

野史的发展在宋代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宋代笔记分为杂史、考据、故事传说三大类。 宋野史笔记很大程度上抛弃了唐笔记的传奇色彩，具有较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宋代野史笔记拓展了史学的视野。 与正史相比，野史笔记有其不同的作者群体和史料来源。 作者身份多样，从高官贵族到平民百姓。 他们的史料来源是他们所听到的、看到的、看到的、经历过的社会各阶层的人和事。 如果说史家或正史是研究宋代政治史的重要史料，那么野史、笔记就是研究宋代社会史的重要史料。 宋代笔记历史广泛，涉及宫廷秘闻、历史事件、个人轶事、诗词词典、碑刻、书画、城市巷弄、园林建筑、医方、草木、鱼虫、宴席娱乐等。 ， ETC。

以范成大的《桂林御衡志》为例，笔记中记录了桂林及周边地区的各个方面，如洞穴、金石、香、酒、器物、动物、虫鱼、花果、植被等。 、民族等。 宋代笔记也有历史的深度，大到单个事件的始末，一个人经历的始末，大到几个朝代的更替乃至历朝的兴衰，很多宋代笔记中有记载。 比如方绍的《清溪寇规》专门记载了方腊起义； 苏轼的《东坡志林》记载了苏东坡自己二十多年的人生经历； 四朝的事迹。

宋代野史笔记直接面对当代历史和社会现实，具有正史所不具备的优势。 比如靖康之耻，朝廷和正史都掩盖了。 高宗赵构也严厉宣称“此（指研究靖康史）尤为有害”。 但野史、笔记仍然坚持探讨和反思靖康国耻的历史原因，出现了大量直面靖康之变的野史，如《呻吟记》、《孤哭记》等。 《血》、《靖康重要同盟记》、《乱花实录》、《靖康建言忠志》等，反映了民间史家对徽钦政治的迷茫、悲痛的心理。

宋朝的笔记甚至直接揭露了卖官卖主、兼并土地的腐败政治。 官，宣扬铜卷。”

宋代野史笔记中最重要的就是记载了一些科技成果，这在正史中是很少见的。 我们都熟悉沈括的《梦溪笔谈》，其中专门章节介绍了指南针和活字印刷，而《平州科谈》也涉及指南针在海上船舶上的应用。

明崇祯四年（1631年）马元雕《梦溪笔谈》

明清时期，小说的发展达到了高潮，野史的书写也达到了古今相融的地步。

由于《明实录》涉及明朝宫廷秘密和皇帝隐私，明政府制定了“尊秘书、防泄密”制度，将回忆录藏于各个禁地，保密。 并且规定，每个朝代的记录完成后，必须烧毁手稿。 明代，有一个专门焚烧备忘录稿件的地方，那就是宫班内太液池边的芭蕉园。 明代黄景芳在《国史唯疑》中说：“实录已毕，……辅稿以为已为他人所见，例中烧毁的芭蕉园在太液之东”。水池。”

明代，负责烧毁实录手稿的人是“知文渊阁初修”的首席助理，也就是实录的院长，而且还要在真录的监督下进行。太监。 至于《明实录》原本，完成后上呈皇帝，存放在皇宫内宫。

黄石城内藏有的《明实录》，装饰精美，地位极高。 其宗旨是“秘金阁玉信，以传世信。最重要的是尊重收藏”。 即使是皇帝，读时也必须“尊冠”。 恭敬地看着”，遵循一定的礼节，着装整齐，恭敬地念着，“不敬王冠，不敢恭敬地看着。”

虽然后来神宗下令开馆重新抄写了一套《明实录》，藏于皇帝居住的干清宫内，但仍仅供“皇家观赏”。 另外，为了便于后人修改真实记录时参考，还复制了另一套真实记录，存放在柜子里。

官方历史就是这样保存和保护的。 除了皇帝和少数内阁大臣以及编修后朝真实记录的史学家外，很少有人能在深藏的皇宫里看到《明实录》。 正如皇帝回忆录中指出的那样，《大明实录》、《大明报训》等书“无故为天下臣民所见”。

自此，野史开始流行，填补了中下阶层看不到历史的空白。 由于社会上没有真实的记录，非官方的历史开始激增。 顾炎武曾精辟地指出：

建国之初，民风淳朴，不敢谈论朝事，史学因此被废。 正德以后，有人编成书，附于野史。 曹泽所闻，多与事实相去甚远，与世相背道而驰； 那些没有看到世界上真实记录的人会相信它。 在万历年间，天子完全是直言不讳，所以纪念品就被流传下来，一点点流传。 至于光宗，十六朝的事件已经完成。 不过体积庞大，不是积攒了数千黄金的士大夫也买不到的。 故野史繁盛； 荒谬的言论遍布世界各地。

明代野史在没有正式国史铺天盖地的情况下，具有得天独厚的快速繁衍的能力。 一时出现野史，杂史比比皆是。 ，也不会超过今天。”

明朝野史违背了编纂史记和其他国史以守尊人禁忌的原则，极大地揭露了明朝宫廷事务。 王士祯指出，明朝野史敢于“征服是非，消除禁忌”，所以“不可废”，可见明朝野史有其独特的价值。 然而，野史也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

首先是任意的声誉和声誉。 既然是私人历史写作，没有历史博物馆的修史章程和制度，也没有修史团体的相互制约，所以在写历史的时候，难免要自由地信任马，让自己喜欢和喜欢。不喜“妄谗”，“作者不能说公道，圣人寄雌黄于甲爵”。 （王世祯《历史的错误》）

二是传闻成语。 由于这是一部私人编撰的历史，没有可靠的档案材料，所以历史中难免会记载道听途说的内容。 有学者指出，明朝野史“轻听而多烦”，“生长于故里，不识县官事，而告其谬”。 其原因有很多谜团。

明末三大疑案——洪丸案

三是要有好奇心、好奇心。 正如王士祯所说，明野史的第三个缺点是“奇多”。 有些作者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未经批准就开始写一些东西，这是毫无根据的。

四是体裁稀疏，必然导致“铺天盖地”，说法众多，难以辨别。 有专门写一件事的野史，也有专门写宫殿的野史，还有很多杂项包罗万象的野史，市面上随处可见。

以朱允明的《野笔记》为例。 作者曾任应天府判官，但不久出仕，长期生活在民间。 因此，他的《野笔记》中有关宫殿的内容大部分都是道听途说。 例如，关于仁宗的去世，《野笔记》说：“仁宗郭贵妃在寿辰之际，请她入宫，她也去了。贵妃入宫后，并没有立即喝了酒，并对她说：“你又起疑心了吗？” 妃子饮后，色色尽失，无可比拟，昏倒之时，妃子自尽而死。” 这意味着仁宗是被毒死的，但《仁宗实录》中的记载却讲述了不同的故事：第一，“仁宗不迟疑”。 其次是“仁宗大梯度”，给世人留下了圣旨，将皇位传给了太子。 真实的记载告诉我们，仁宗是病死的。

按常理来说，一个妃子怎么可能在仁宗面前毒害皇后呢？ 仁宗喝的水和酒怎么会这么不小心呢？ 必须确认它们无毒。 要知道，古代皇帝对于下毒是非常严格的。 一切都非常敏感。 因此可以断定，《野记》中的这段记载并不真实，正史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

清朝野史大概是我们现代人最熟悉的部分了。 与唐、宋、明等汉族政权相比，清政府在尊重和利用《清史录》方面更具特色和突出。 清朝皇帝的治国理念和经验更多地依赖于《清史》记载的治国经验和治国原则。 在后人留下的记载中，清帝对本朝的实际记载是“晨诵”或“日读一卷”，“立宪后，不悔不忘”。 ” 据《清会典》记载：“阁内藏有圣人的《实录》，呈献给皇帝恭读，一遍又一遍，当作日常”。 这样的读书记录，远比汉代皇帝的读书记录要普遍得多。 明朝时期，朱姓皇帝喜欢读史记。 只有神宗的事迹更加突出。 清代，从圣祖到文宗，历代都留下了丰富的恭读记录。

正是因为清朝皇帝对《实录》的依赖，才更加重视它的编撰，并更好地保密。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开始清点实际记载，查出了太祖、唐太宗、世祖（以上三个朝代记载为雍正、乾隆之间的修订本）、圣祖、世宗、高宗十个朝代。 、仁宗、玄宗、章宗、穆宗《实录》满文、汉文、蒙古文共四卷。 此外，盛京崇摩阁还藏有满文、汉文《十朝志》各一份，满文、汉文各五篇。 蒙古文每卷四卷。 这五种汉章本志，根据其纹饰和版式，习惯上称为大红令本、小红令本、小黄令本。 《大红令》存两本，一份藏于黄石陈，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一份藏于黄石陈，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另一件藏于盛京崇摩阁，现藏于辽宁省档案馆。 《小红令》存两本，一份藏于干清宫，现藏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一份藏于干清宫，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另一本收藏于内阁档案图书馆。 《小黄令》原本存内阁档案馆，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早在雍正年间，干清宫小红帛本就有记载。 雍正九年（1731年）12月20日，世宗在《圣祖仁实录序》中指出：“九年来，已成《圣祖仁实录》数卷。 《皇帝史》在皇宫外，我恭敬地收藏了它的全集，并虔诚地举出几个例子，时不时地翻阅一下，以便阐述我的想法，继续讲述故事。 ”

黄石城内部。 这些“金匮”里藏着历代皇帝的记载和圣教，还有皇室的玉玺。

干清宫原本是正式引进的，所以仪式非常隆重。 在清代记载的所有版本中，干清宫版本对赠礼最为讲究。 嘉庆皇帝曾指出，赠干清宫书的仪式是“最重要的仪式”。 他不应该只派侍卫呈上记录，而应该派贝子、巩以下的宗臣来呈上，并派太子、太子、贝勒等来保护。 实际记录首先是由总统等人放在保和殿内，并派相关官员、禁军、干清门卫、门卫“轮流坐在殿外，照顾他们，不点灯”或者在那里吃香烟。” 第二天就提交了。 ，“碑文是书送到干清宫时写的，监事一起送进去的。” 次年正式提交时，仪式非常隆重。 ”王以下文武百官，举行庆功大典，派贝子、公、族官将保和殿的《实录》、《圣训》呈献给干朝。清宫设立，我们行礼后，才去福仪香案。” 皇帝在祭奠最珍贵的《国史藏书》时，下令简化仪式，只需前往《国史藏书》行简短的行礼即可。

干清宫原件正式呈献后，被收藏并“修复”于干清宫东西暖阁。 西光阁原存有清世宗以上五朝的记载。 《清高宗实录》完成后，五朝实录移至东暖阁，空出西暖阁，存放高宗以下的实录。

如此的威严和隐秘，简直比明朝皇帝还要差。 别说是普通老百姓，就连想了解历史的外省官员，也可能很难看清这些“正史”的真面目。

同样，“正史”的缺失也为“野史”的生长提供了“土壤”。 清朝野史在一段时间内达到了高潮，有时野史几乎多得数不胜数。 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清初四大谜团”、“清末四大谜团”等很多基本上都有野史的影子。 “太后出嫁”、“顺治出家”、“乾隆身世”、“光绪去世”……简直数不胜数。

当然，在这样的背景下，清朝野史走上了一条比明朝野史更加离奇、更加偏离事实的道路。 反正老百姓离皇室太远了，能有多离奇就有多离奇。 现在看来，很多野史都是没有历史根据的。 例如，《雍正篡位》传说中，雍正将“十四子传位”改为“十四子传位”。 这在文言文的书写和说法以及满文和汉文记载的逻辑上是非常不一致的。 ，但老百姓不知道，所以越来越流行。

辽宁档案馆展出康熙诏书证明雍正篡位纯属谣言

到了晚清民国，有关清朝的传说和野史更加丰富多彩。 比较有名的就是《清朝野史》一书。

本书为清代萧恒祥室主人编着。 他的名字和生平无人知晓。 共十二卷。 本书是清代轶事集，分为五类：

（一）清宫轶事，宫中轶事奇事集锦。 收录了太祖刑罚教义、内吏制度、诏书前军机署名、咸丰朝官员请捐等317项内容； （2）清代史料、清代法规制度汇编、政事、刑事监狱。 包含投票图、奏折处、齐新郎、台湾省拾遗、顺康王朝的大臣制度、十三衙门、庄亭监狱钱氏手稿、柳条边、军机署、军机张静，军机史，军机部。 部事故事271个，秋审四项，陕西冤案； （3）清朝轶事，包括赵公剑被囚、岳钟琪被冤狱、纪成彬冤狱等故事279个； （4）清代艺术园，文学故事集。 (5)清代写怪异故事，编撰怪异故事。

1916年，上海中华书局编印，后有五版、六版。 关于清朝的一些著名的传说和传闻，基本上都能在本书中找到。

近代关于田野历史的笔记很多，内容也很复杂。 它们记载了人物、事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规章制度、风土人情。 简而言之，记录的内容不受限制。 其中，记录个人经历和直接目击者更可信； 那些间接道听途说的人，可信度要看情况。

如道士地夫着《金陵杂记》，谢介和着《金陵归家年谱》，张如梅着《金陵省难年谱》（《太平天国》第四卷）。 太平军攻克南京时，作者均在南京。 根据个人经历记录，是研究太平天国建都初期的重要史料。

又如《庚子西手丛谈》，吴用口述，刘志祥记录。 庚子年（1900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西逃，吴雍正官槐在混乱中来到县令接他，并跟随他西逃。 “回六安”时，他陪着他从西安到开封，见证了这一来回。 并打听到宫中的琐事。 慈禧太后记录的谈话之多是其他记录无法比拟的。

毕竟，有亲身经历的人只是少数。 更多的人收集各种野史笔记，将轶事一一抄写出来，分门别类地编撰笔记。 其优点是资料集中、分类方便查阅； 其缺点是不标明出处，无法评估其来源和可靠性。

综上所述，无论是野史秘闻还是传说，都是对正史的补充。 《正史》有章法，不会为了读者的喜好而刻意求新，反而会因统治者的禁忌而缺失； 虽然《野史》在记载上没有任何限制，但总会以读者的口味为主。 与事实的偏差和夸大，加上大多取材于传说，不可避免地建立在人们的想象之上。 然而，现在我们已经没有机会看到真正的历史了，所以如果你对“正史”和“野史”感兴趣，你应该读一读。 至于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就看各位主公的智慧了！

参考资料：谢桂安《清史志考》； 谢桂安《明史志考》； 《中国史学史》； 赵先涛《鲁迅散文与国学杂学》； 罗家祥《中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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