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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仇英 清明上河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代的桐城书生马苏臣曾经留下“花开天下暖，花落天下寒”的诗句赞颂棉花，这种经济作物高产、耐旱、实用，是地球送给人类文明的一件厚礼。明清以降，棉纺织品成为了中国平民阶层最主要的服饰用料，棉纺织业也成为了明清苏州地区手工业中最早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与生产规范的行业。而在亚欧的尽头，海的对岸，也是在这样一个工序明确且机器应用对生产力水平有质的提升的领域，工业得以爆发，整个人类文明进入新的。“李约瑟之问”萦绕心头，引得多少意难平。

丝缕成霜：江南纺纱与织造技术

清 佚名 御题棉花图（一）册 布种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江南棉纺织技术的发展历程早于明代中后期的棉花种植风潮以前。宋元之际，松江府的妇女黄道婆便在江南既有纺织技术的基础上，吸收海南黎族技艺，总结出“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的织造技术，并改进了擀、弹、纺、织等专用机具，不但自身成为江南“先棉神”，融入江南民间信仰体系，也在中国科技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至明清时期，在以苏州府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纺纱和织造技术均已高度成熟。

纺纱作业主要分为轧棉、弹棉、卷筳、制纱四个关键步骤，实现的是从棉花到纱线的制造过程。

清 佚名 御题棉花图（二）册 弹花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当时的江南地区，轧棉和制纱两个步骤已经全部实现了机器生产，广泛应用曲柄传动的竹木制轧车和脚踏纺车已经普及。在明清时期最重要的生产技术普及著作《天工开物》中直称此类器械“十室必有，不必具图”。

其中，尤以多锭脚踏纺车的普及对于江南地区制纱作业的推动最为明显，在使用旧式的手摇纺车时期，制纱效率远低于织造效率，三到四架纺车才能供应一台织机。而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三锭、五锭这两种规格的脚踏纺车已经成为主流。成书于乾隆年间，嘉庆年间再版的《钦定授衣广训》载明了此类器械对制纱效率与品质的提升：“直加所纺棉十之三，匀不毛起者，加十之五”。而在工业前，英国普遍使用的正是与中国手摇纺车原理相似的单锭纺车，纺纱效率非常低下。

织造作业则主要分为整经、浆纱、织造三个关键步骤，实现的是从纱线到胚布的制造过程。

图源：苏州丝绸博物馆官网

整经是使得棉纱平顺的工艺过程。中国旧式的整经工艺是齿耙式整经，由双人配合，主要依靠人手的牵拉力。改进工艺为轴架式整经，此种经架由三人操作，除动力来源改为了滚轴的的卷绕力外，还在纱线滚动的途中专门设置了使用木梳的理经人。相对于齿耙式工艺，轴架式实现了对理经效果的实时观察和修正以及牵拉力的均匀化，不但提升了产量，还特别适用于棉纤维，有效减少了棉结，提升了产品品质。清乾隆时期，轴架式整经在江南普及，而北方广大地区仍然沿用齿耙式整经，更兼南方湿润气候对棉纤维的保护，南北棉布品质出现明显差别。而在工业前，英国的棉纺织业沿袭其毛纺织业的经验，使用的木梳梳理机与中国的轴架式整经原理非常相近，相对于江南地区并没有技术代差。

漳缎织机 苏州丝绸博物馆藏

浆纱是织造作业中的第二个关键步骤，对于棉这类短纤维，一定要将经纱上浆以增大经线的强力、减磨和保伸，达到改善经线织造性能的目的。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对浸没式的绞纱上浆工艺进行了改进，使用刷纱法，这种工艺上浆均匀，织造成品也因此表面比较光滑，品相较好。清代《布经》认为这种工艺起源于松江府，称“布之经纱，各处俱浆者也。惟松有刷纱之工，不亦异哉！”但需要注意到，这种浆纱工艺高度依赖少数技术工人，浆料的薄厚、粘性全凭刷纱工的经验，相较于原本的浸没法难以推广。此种技术既成为了江南棉布的护城河，也被局限在了江南和四川一带。

漳缎织机 苏州丝绸博物馆藏

织造步骤的核心器械是织机，我国主流的踏板织机在宋元时期即已经基本定型，有双蹑单综机、单蹑单综机、双蹑双综机等几种形制。踏板织机最重要的技术贡献在于对张力补偿原理的应用，织工以坐式用腰部和腿部力量控制织机，大大降低了织造过程对于体力和力量的要求。因而，踏板织机在江南地区高度普及，女性，甚至是未成年女性得以大规模进入织造生产领域。明清时期，出现于唐代的大花楼织机在江南蓬勃发展，此种织机可以贮存提花信息，是中国古代纺织业的至高成就，也是西方提花工艺的分水岭贾卡提花机的蓝本。而在工业前的英国，同样普遍使用脚踏织机，但其技术路径源自对埃及织机的本土化改造。与我国织机不同的是，其绷直经线的张力依靠悬垂重物提供，经线松紧难以调节，主要适用于织造简单的平纹织物，落后于中国织机。

采山撷水：江南专业化印染技术

我国素来有服色礼制的传统，服饰的作用远不止于保暖,更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尤为色彩更具有严格的等级观念,是君王治国的重要制度之一，历代服色体系均保存于官方《舆服志》中，成为一条串联起中华文明的五彩缎带。而我国服色体系，素来以青、黄、赤、白、黑为五种正色，这物种正色也就成为了印染业的基础色系。而在印染技术体系上，主要分为利用强碱的还原染、利用绿矾（铁盐）和明矾（铝盐）作为发色剂的媒介染和不加助剂的直接染三种。其中，青色系是比较典型的还原染法，明清以前产品多偏向靛青，明清时期发明了以生苋蓝叶煎水进行印染的办法以印染青色系中较浅的月白、草白色，青色色谱基本补齐。而皂色系主要使用的是媒介染法，一般用绿矾配合五倍子壳、胡桃青皮、栗子青皮、栎树皮及其壳斗、莲子皮、桦果等染料获得。系与红色系的染法比较多样，既可以用茜草、黄蘗、苏方等使用媒介染得到，也可以用红花、栀子、郁金等染料进行直接染。

清 朱红缎地彩绣风景花卉纹对襟女褂 苏州丝绸博物馆藏

明清时期，染料与助剂的配制技术高速发展，大量新的颜色被开发出来并形成配方。明初刘基所著的《多能鄙事》记载染料配方11种，至清初的《天工开物》记载的染料配方已经增长至26种，而成书于清中期后的《布经》（安徽图书馆本）记载的染料配方已经扩展至74种，甚至对关键染料的出产地品质都进行了评级。此外，染坊作为一种高度专业化的工坊在当时的棉布贸易中心苏州集中涌现。康熙五十九年，苏州已有大型染坊64家，各家染坊在自己的优势色系中逐渐形成护城河，当时玄色染工以镇江人为主；青色主要由苏州本土的唯亭、跨塘染工操持；赤色则是句容染工的地盘。

清乾隆 石青色彩云金龙纹妆花缎女夹褂 故宫博物院藏

而在昂贵的提花面料之外，印花面料也大行其道。当时的印花主要使用凸版印花技术，这是自秦汉以来便有的成熟技术。它的方法是在平整光洁的木板或类似材料上，挖刻出事先设计好的图案花纹，再在图案凸起部分上涂刷色彩，然后对正花纹，以押印的方式，施压于织物，在织物上印得版型的纹样。自明代末期开始，“苏样”服饰取代“京样”服饰，引领全国时尚风潮。丝绸制品的纹样设计与配色方案渗透影响到棉布制品，苏样印花棉布得以远销北至蓟辽、南至闽粤，西到甘陕的广大地区。其中最为流行的花样是药斑布和棋花布两种：药斑布青白相间，有楼台、人物、花鸟形象印花，棋花布则是一种格纹布，状若围棋棋盘。此二种印花在全国广为传播，成为我国后世蓝染布的主流花样。

此外，染行中还出现了专门对棉布进行拉伸碾压，以使棉布平整光洁的工种，名为踹匠。随着棉布业的兴盛和市场的扩大，尤其是每年数十万匹政府采购订单的刺激下，康熙末年，踹布业从染坊中陆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行业。康熙年间，苏州府城内踹匠有两万多人，这批踹匠也是苏州府成长为全国第一大工商业城市的过程中非常典型的一批低技术移民群体，对于苏州府的城市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踹布石 江宁织造博物馆藏 图源：方志江苏

而在工业前的英国，棉布印染工艺则堪称落后。受限于胚布品质、纹样设计水平以及当时以呢绒为主要服装原料的习惯，英国本土的印染棉布质量与销量都比较低，棉布主要依赖进口，主要进口国也包括中国。1805年，英国进口中国棉布数量达到顶峰，为178 万匹。而彻底改变英国棉布消费比例的，是印度印花棉布的输入。印度棉布本是东印度公司借助其在印度的优势地位大肆购入，再到本土进行转口贸易，倾销欧洲的产品。但印度棉布流入英国本土后，依靠其轻薄、鲜艳、便宜的优势对呢绒市场造成了重大打击，甚至一度改变了英国人的衣料取向，是为17世纪70~80年代的“印度热潮”。1720年，《禁止使用棉织物法》获得通过，但英国社会纺织品消费习惯已经改变，此法最终未能彻底落地，英国本土投资棉纺织业的热潮兴起后，更是形同废纸。

ꔷ青萍之末须有大风：棉纺织领域的李约瑟之问

对明清时期江南的棉纺织技术体系梳理至此，我们当然会产生困惑与不甘：江南的棉纺织业规模之庞大、技术之普及、器械之全面，都远超过同时期的英国。然而，那样一次改变了人类文明进程的技术，却就是发生在了技术积累落后、市场积淀浅薄的英国，那个第一个踹倒了大清帝国，开启了百年痛史的英国。

这其中有偶然，英国纺织业的起自那枚小小的飞梭，它率先将英国纺纱与织造两个部门之间的生产力缺口拉到了一个难以忍受的程度，继而是珍妮机、四轴水力纺纱机、走锭精纺机、水力织布机，纺与织两个部门之间的生产力缺替出现，英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完成了中国纺织上千年的技术迭代，并在两个部门都组织起了工厂化的生产方式。英国的工厂主们迫切地寻找着稳定强劲的动力源，当他们将目光锁定在蒸汽机上的时候，一个属于锅炉、轴承、阀门与传动杆的新时代伴随着机车的汽笛声开始了。

瓦特改良的蒸汽机 图源网络

这其中也有必然。产业门类上，支撑第一次工业的，是棉纺织业与动力机械业两个工业门类，是轻工业与重工业在市场应用、技术进步上互相促进，互为补充的结果。而当时的大清帝国，除却铸炮、采矿冶炼等少数军工产业外，几乎没有重工业部门，而这些炮厂与缺少木材、煤炭与铁矿的江南之间的距离，远远超过了伯明翰与曼彻斯特之间148英里的距离。生产组织上，技术进步与分工细化对于生产力水平提升最明显的纺纱与织布两个部门在我国从未形成工厂化生产，纺纱与织造作业星罗棋布于江南无数市镇与农家，而只在最后的贸易阶段才集中于布行。这意味着江南将不会产生这样一批人，他们手中握有巨量的资本，又同时渴求技术水平对生产力带来指数级的提升，江南无数织工的人力成本低廉，没有任何布行会看得上最初的细微改进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市场需求上，棉布作为深入民间且占用大量物流资源的消费品，在人力生产时代压缩成本的能力有限，因而外来棉布很难彻底消灭本土棉布，因而，江南布行即便做到了人力生产时代品质的极致，产品也确实行销全国，但仍无法做到独吞数亿人的棉布消费市场。而当英国人有能力填满他们的国内市场的时候，生产力进步带来的成本压缩空间，已经使他们有能力对外倾销了，与他们对生产效率提升的狂热相匹配的，是一个几乎无限大的市场。1831年,中国棉纺织品贸易首次由出超变为入超。光绪年以后，英国人最终敲开了大清海关与内地钞关体系，他们在中国做到了苏州布行没有做到的事情，江南棉纺业的辉煌岁月成为了昨日幻梦。

弱小超越强盛，后进变为先进，这是人类文明史和技术史上并不偶发的偶然，历史的无奈之处在此，历史的魅力之源在斯。技术与组织提升从来相互纠缠，突然铺满天际的云霞，往往已经在云气中氤氲日久，等待了很长的时间。对于一个仍然站立着的文明而言，我们渴望着引领下一次技术，也许，它已经发轫于那些惠及面最为广大的行业与领域，就如同朵朵棉花，和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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