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员高薪历代罕有为何仍未能养廉中国历史网追学网深度解析
北宋官员高俸历代罕见，为何仍未能“养廉”？中国历史网追学网深度解析
北宋时期，官员的俸禄之优厚，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是数一数二的。据《宋史·职官志》的记载，宰相、枢密使一级的，每月俸钱三百千（即三百贯），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禄粟月一百石；地方州县官员，大县（万户以上）县令每月二十千，小县县令每月十二千，禄粟月五至三石。正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如茶、酒、厨料、薪、蒿、炭、盐诸物以至喂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粮、高尔夫费等，数量皆相当可观。
宋真宗时外任官员不得携带家属，而家属的赡养费则由官府财政供应，月供米面羊等生活用品。此外，还有“公用钱”（即招待费），如节度使兼使相公用钱可高达二万贯，而且上不封顶，“用尽续给，不限年月”。公用钱之外，又有“职田”。诸路职官，每有职田，其中两京、大藩府四十顷，小藩镇、三十五顷，由佃户租种，官员坐享其成。
北宋实行高俸制，以为养廉。这在北宋皇帝及其大臣们的心目中是十分明确的。正如宋太宗所说：“廪禄之制宜从优异庶几丰泰责之廉隅。”因此，从宋太祖至徽宗，都曾为百官养廉而不断增俸。
少数官员也曾提出高俸养廉问题，如范仲淹在《庆历新政》施政纲领中就提出：“养贤之方必先厚禄禄厚然后可以责廉隅。”“使其衣食得足hellip;hellip;然后可以责其廉节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废可诛。”
王安石在熙宁变法期间，不仅增了官方主持和管理权力，也发出了“吏禄”，对此，《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道：“本意如此善良然而实施效果自然使吏人腰包鼓起来，但就‘ 廉隅’而言，却不似决策者主观想象那样乐观。”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录了当时的一些措施，如将仓吏给予重赏，对于侵克受贿者严惩。但事与愿违，这些措施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在熙宁六年正月，当时已经推及内外吏，将总额增加到十七万一千五百余贯。王安石向神宗表白：“吏胥禄薄势不得求于民非重法莫禁以薄祿申重法则法有时而屈今取于民鲜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
尽管如此，《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了某些积极结果：仓法刚实施时，有一些恶习减少，但这种情况并不持续。“后推及内外吏吏始重仍法”。
然而，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并且很快消失了。一方面，是因为法律虽然严格但执行力弱，一般人对法律还是抱有一定的态度，即便是在法律面前也有很多隐私空间；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经济状况逐渐恶化，加剧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
元祐三年（1088年），韩忠彦等奏报称国家收入不足支出，而到了徽宗大观三年国库耗竭，以至于不能支付一次性的大额支出。这说明，无论如何增加税收都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和开销需求，同时也反映出制度上的漏洞和腐败现象。
最终，可以看出的是，即便是在充分保证物质条件的情况下，也无法完全解决通过物质手段来约束人的道德行为的问题。在同样条件下的不同个人，其行为表现出来巨大的差异。而且，这种区别并不是通过简单的手段就能改变或修复的事实证明，它更像是一个深刻的人性现象，是由一个复杂的人格结构决定，而不是单纯依赖于金钱或者其他形式的手段去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