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的三饷加派天下百姓如鱼得水生活无忧
明朝末年的三大赋税——辽饷、剿饷和练饷，总共征收了惊人的金额。辽饷的增加始于万历四十六年，当时户部尚书李汝华提议对每亩土地加征银九厘，共计五百二十万零六十二两。随后，在崇祯四年，这一数额被提高到一分二厘，为总计六百六十万两。此外，还有关税、盐课及杂项，每年都从民间榨取巨款。
崇祯十年，为了应对民变的费用，兵部尚书杨嗣昌建议增兵十二万，加征“剿饷”，总数为八百八十万两。而在崇祯十一年，由于清军多次入侵边境地区，对内地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杨嗣昌又提出了“练饷”七百三十万两的方案。
三者的累积使得社会矛盾激化。在奏疏中，有人提出开采矿产或加税，但均因担心不实惠而未果。御史郝晋言：“自古以来，从未有过一年向京师输送二千万，再向边疆输送二千万。”这些重复且无效的赋税政策导致官兵愈战愈多，而民众则越来越贫穷，最终成为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即便是这样严苛的财政制度，也并没有能够长久维持。在清朝初期，因为战争和其他原因，这些赋税在顺治元年的某个时候被完全免除。但实际上，这种减免并不彻底，而且很快就恢复了之前的情况。直到光绪十三年，一亩田地仍需缴纳高达2分4厘8毫4丝的租金，不包括地方官员可能私自加派的手续费。这表明尽管时间已经过去好几世纪，但这种极端压迫性的财政制度仍然存在，并且影响着农民生活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