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员高薪历代罕有为何仍未能养廉
——探秘世界未解之谜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北宋时期的官员俸禄之高，在历代封建王朝中是少有的。在《宋史·职官志》记载中，宰相、枢密使一级，每月俸钱三百千（即三百贯），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禄粟月一百石；地方州县官员，大县（万户以上）县令每月二十千，小县县令每月十二千，禄粟月五至三石。正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如茶、酒、厨料、薪、蒿、炭、盐诸物以至喂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粮、伙食费等，数量皆相当可观。
宋真宗时外任官员不得携带家属，而家属的赡养费则由官府财政供应，月供米面羊等生活用品。此外，还有“公用钱”（即招待费），如节度使兼使相公用钱可高达二万贯，而且上不封顶，“用尽续给，不限年月”。公用钱之外，又有“职田”。诸路职官，每有职田，一般为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其余边远小县尚有一七顷。且“外官占田”，多逾往制，由佃户租种，以致于官方坐享其成。
北宋实行官员高俸制，其目的在于养廉。这在北宋皇帝及其大臣们的心目中是十分明确的。正如宋太宗所说：“廪禄之制宜从优异庶几丰泰责之廉隅。”因此，从宋太祖至徽宗，都曾为百官养廉而不断增俸。
此前，有些士人也曾提出过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如范仲淹在《庆历新政》的施政纲领中就提出了：“养贤之方必先厚禄禄厚然后可以责廉隅。”王安石在熙宁变法期间，不仅增了官俸，而且发了吏禄。王安石曾向神宗表白：“吏胥禄薄势不得不求于民非重法莫禁以薄祓申重法则法有时而屈。今取于民鲜而吏知自重此臣推行之一意也。”
然而，这样的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中的效果。在元祐三年（1088年），户部尚书韩忠彦等向哲宗奏报：“今者文武百 官宗室蕃，一倍皇祐四倍景德……而两税征商榷酒山泽利，比旧无以大过也。”结果就是“大抵一岁天下所收钱谷金银币帛等物未足以支一岁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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